【Clin Transl Med】赵维莅教授团队证实CD47过表达与DLBCL微环境和进展的关系

DLBCL的CD47表达

CD47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是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CD47是淋巴瘤免疫治疗中有前途的靶点。为了建立更有效的靶向治疗策略，赵维莅教授团队通过基因组学和转录组学的系统分析，研究了DLBCL中基因突变和肿瘤微环境与CD47过表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近日发表于《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研究方法

该研究纳入702例新诊断DLBCL患者，排除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原发性纵隔淋巴瘤或原发性皮肤淋巴瘤患者。

对肿瘤样本分别进行DNA和RNA测序，以进行基因异常检测、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和肿瘤免疫表型分析(TIP)。根据赵维莅教授团队建立的38基因LymphPlex算法，将615例具有DNA测序数据的患者分为以下基因组亚型：TP53^mut、MCD样（like）、BN2样、N1样、EZB样(包括EZB样MYC-和MYC+)、ST2样或非特指型(NOS)。702例患者进行基因表达谱分析，分为四个淋巴瘤微环境（LME）亚型：生发中心样 (germinal center-like，GC)、间充质细胞型(mesenchymal，MS)、炎性型(inflammatory，IN) 和耗竭型（depleted，DP)。

研究结果

根据生存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460例(65.5%)患者为CD47高表达，CD47高表达与血清乳酸脱氢酶升高显著相关(65.0%[299/460] vs 57.4%[139/242]；p=0.0493)和non-GCB比例增加(66.1%[271/410] vs 52.9%[111/210]；p=0.0013)。

为评估CD47过表达对疾病结局的预测价值，作者比较了436例接受均质化R-CHOP治疗的患者的预后，排除其他化疗、放疗、手术或治疗前死亡的患者(n=266)。CD47高表达患者的4年无进展生存率 (PFS, 56.5% vs 69.0%；p=0.0032)和总生存率(OS, 73.4% vs.86.1%；p=0.0017)显著低于CD47低表达组(图1A,B)，中位随访时间为35.6个月。此外，多变量分析证实CD47是预后较差的独立因素(PFS, p=0.0232；OS, p=0.0044，图1C,D)。

基于全外显子组/基因组测序和靶向测序数据，对CD47过表达的DLBCL基因组变化景观进行全面分析。在致癌突变中，TBL1XR1(11.3%[52/460] vs5.0%[12/242]；p=0.0055)， NOTCH1(7.2%[33/460] vs 2.9%[7/242]；p=0.0200)和PRDM1(10.2%[47/460] vs 5.8%[14/242]；p=0.0475)突变在CD47高表达组显著增加(图2A)，而SOCS1(11.5%[53/460] vs 18.2%[44/242]；p=0.0151)和HIST1H1C(4.8%[22/460] vs 9.1%[22/242]；p=0.0252)突变在CD47低表达组显著增加。

基因集富集分析进一步发现，CD47过表达与丰富的致癌途径显著相关，包括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MAPK)、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PI3K-AKT)和RAS信号通路(RAS)。免疫调节通路，包括细胞因子相互作用、蛋白激酶A信号通路(cAMP)和钙信号通路也显著上调(图2B)。

在DLBCL的分子分类方面，CD47高表达组MCD样 (15.8%[62/393] vs 8.6%[19/222]；p=0.0110)和N1样(5.3%[21/393] vs 1.8%[4/222]；p=0.0327)基因型患者所占比例更高，而ST2样基因型(5.6%[22/393] vs 10.4%[23/222]；p=0.0294)在CD47低表达组更为常见(图2C)。这些发现支持CD47参与遗传学异常和通路失调，从而为治疗高CD47 DLBCL提供了潜在的靶点信号级联反应。

受靶向CD47和其他血液学表面标志物的双特异性抗体协同作用的鼓舞，RNA测序数据的相关性分析也显示，CD47与CD19、CD20和4-1BB表达显著相关(图2D)。CD19/CD47、CD20/CD47、4-1BB/CD47和PD-L1/CD47等双特异性抗体在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中均表现出比CD47单克隆抗体更强的抗肿瘤作用。表明CD47与其他血液学表面标记物的关联有望作为CD47靶向免疫治疗DLBCL的替代策略。

信号调节蛋白α (SIRPα) 和血小板反应蛋白-1(TSP1) 都是与 CD47 结合的重要配体，CD47和 TSP1 的相互作用可抑制SIRPα的结合，调节血管细胞中的一氧化氮信号转导，TSP1–CD47–SIRPα互作组（interactome）在免疫抑制中起重要作用。该研究发现，SIRPα的 mRNA 表达在高剂量组上调，而 TSP1 在两组之间没有差异。肿瘤中SIRPα与 CD47 的结合可诱导下调信号，抑制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从而代表“不要吃我”信号，促进肿瘤生长和进展。

此外，CD47上调可通过影响巨噬细胞的极化促进肿瘤免疫逃逸。因此，考虑到 CD47 在调节巨噬细胞功能中的重要作用，作者使用 RNA 测序数据进行肿瘤免疫表型分析，以比较巨噬细胞亚群的浸润。结果显示，在 CD47 高表达的患者中，M2极化巨噬细胞的浸润更高（p=0.0050），以细胞表面分子（如CD200R1、TGFBR1和 CD226）增加为特征（图3A，B）。与之一致，参与 M2 极化巨噬细胞募集活性的关键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包括称为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CCL2) 的趋化因子、趋化因子配体16(CXCL16)、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0(IL-10) 和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也在高 CD47 DLBCL 中显著上调（与低 CD47 DLBCL 相比，所有p<0.0001；图3D，E）。

既往研究表明，M2极化巨噬细胞浸润可导致 DLBCL 的化疗耐药和较差预后，从而证实本研究的发现。MAPK 和PI3K–AKT通路也参与 M2 极化的巨噬细胞分化、增殖和活性，揭示CD47 可调节巨噬细胞的下游信号转导。此外，CD47过表达还与炎性淋巴瘤微环境 (LME-IN)（33.0%[152/460] vs 低表达12.0%[29/242]；p<0.0001；图3C）亚型相关，呈抗肿瘤免疫下降，如富集免疫抑制和促淋巴瘤细胞因子。间充质 LME 亚型在 CD47 低表达者中更常见（26.3%[121/460] vs 43.8%[106/242]；p<0.0001）。总的来说，CD47可以促进巨噬细胞的 M2 极化，并激发免疫抑制微环境；需要进一步探索对 DLBCL 微环境的潜在影响，以优化抗癌策略，改善 CD47 过表达 DLBCL 的预后。

最近有研究采用一定标准，使用免疫组织化学 (IHC) 分析评价 CD47 阳性，但尚未确定 DLBCL 中 CD47 表达的临界值。根据强度，以4个水平评价 CD47 的表达（图4A）。本研究212例患者样本中有180例 (84.9%) 发现 CD47 表达，阳性肿瘤细胞率的中位数量为50%（图4B）。通过绘制 CD47 IHC 和 mRNA 表达之间的 ROC 曲线，发现染色肿瘤细胞的阈值>60%为 IHC 高组（图4C）。获得的曲线下面积为.8134（95%置信区间.7417–.8851）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观察两个不同蛋白表达组之间的显著生存差异也验证这一临界点（图4D，E），可以预测 CD47 阻断的临床适应人群。

总结

CD47是一种不良预后生物标志物，与 DLBCL 的基因组改变和免疫抑制微环境相关。更好地理解 CD47 的临床和生物学意义，可能有助于选择未来 DLBCL 基于机制治疗的潜在免疫治疗靶点。

参考文献

Shen Y,Ji M, Yi H,et al. CD47 overexpression is related to tumour-associated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and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progression.Clin Transl Med . 2024 Jan;14(1):e1532. doi: 10.1002/ctm2.1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