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刚：每年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推出10个千万富翁
2018-06-20 王方怡 医学创新评论
1998年便被评上教授的刘燕刚，并没有选择做一名教授型专家。“我一直认为，光研究不转化，是极大的浪费。”刘燕刚说，通过自己所学真正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才算“有意思”，但因当时尚无成熟的成果转化路径与模式，自己便一头扎进了这一领域。“做科技成果转化倒不是为了挣钱，我想策划一些更大的项目。”刘燕刚现是上海交通大学（下称上海交大）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下称产研院）院长，按照部门理念，完成产业化并非目的，
1998年便被评上教授的刘燕刚，并没有选择做一名教授型专家。
“我一直认为，光研究不转化，是极大的浪费。”刘燕刚说，通过自己所学真正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才算“有意思”，但因当时尚无成熟的成果转化路径与模式，自己便一头扎进了这一领域。
“做科技成果转化倒不是为了挣钱，我想策划一些更大的项目。”刘燕刚现是上海交通大学（下称上海交大）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下称产研院）院长，按照部门理念，完成产业化并非目的，调动更多力量推动先进技术发展才是目标。“我们要调动全校力量、联合各个学科，把一个个小项目推成更有社会价值的大项目。”
基于这一导向，刘燕刚及其同事们已成功推出一些案例，比如，把一个原可3000万元进行专利转让的项目，通过注入技术力量，将其成交价值提升至12.6亿元。
价格提升的背后，是技术含量的提升，和颠覆能力的增强。
对于刘燕刚而言，做有意义的事，而非做有名的事，是其价值追求。
追求：挖掘、培养与助推
“我自己常说，每年要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在上海交大推出10个千万富翁。”
他亦是这样做的。
“我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研究方向在做。”所以他不遗余力。
自2009年参与筹办产研院，刘燕刚见证着这一特殊部门的快速成长。
上海交大产研院现共有28名员工，划分4个部门：一为战略研究部，负责整合上海交大所有科研资源，并做出整体研究和规划；二为技术转移部，负责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的法务工作；三为项目事业部，负责培育科研创新项目；四为综合办公室，提供综合服务。同时，产研院下设多个研究院，其中直管6个，协管12个。“根据不同地区的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我们匹配相应的研究院或技术研究中心。”例如，生物医药研究落地云南，电子信息方向扎根深圳，材料制造领域匹配安徽，人工智能发展指向苏州……
与产研院同时开始建设的，是上海交大校内的创新转化体系。
该体系简称“1+3+6”，即1个实施意见、3个管理办法、6个操作细则，覆盖创新成果转化校内部分所有环节，厘清所有引起纠纷的可能，完善校内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体系，成为上海交大科技创新成果管理模式的一大亮点。
但是，产品一旦面向市场，问题仍然倍出。
第一环节的关键点涉及国有资产管理。针对该问题，上海交大正在研究校内管理办法。第二环节则在于项目进入市场后，“市场又是另外一件事。”刘燕刚坦言，创新项目的市场对接工作，需要由第三方服务机构承接，“服务业态需要培育起来。”为此，产研院特地建立多条市场对接渠道。首先，成立上海交大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上海交大独资开办，且经教育部持批，可通过技术折价代表学校持股，成为上海交大这一“事业法人”支持的、可进行市场活动的“经济法人”。其次，成立上海高校知识产权运营创意中心，联合地方高校，借助上海交大的力量，提高地方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关注度。
说到此处，刘燕刚颇为骄傲。“成立知识产权管理公司，我们是全国高校独一份，教育部在过去20年来从没有批过一个。”获得如此重视和支持，让刘燕刚团队更加坚定其追求方向。
“作为一名老师，证明自己颇具眼光，善于挖掘和培养（创新项目），这就是我的追求。”刘燕刚说。
困难：资金、队伍与脱节
“其实我们产研院，在市场对接方面还有两件事情没有做好。”
刘燕刚十分坦率。
一是基金。谈及转化，必然要与资本扯上联系。一旦涉及资本，财政资金便难以投入，这就意味着上海交大不可能投钱。那么，资金从何而来？成立基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亟需引入社会资金。”刘燕刚表示，经过资本武装后，市场才更愿意为创新项目抛出高质量合作的橄榄枝。
二是技术经纪人。由于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在国内刚刚兴起，市场尚未成熟，因此，技术经纪人队伍亦未培养形成。
“好在我们处在闵行区。”作为上海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示范区，闵行区同样需要在基金、人才等方面发力，这将为上海交大及其附属各医院带来不少利好。
但具体推进仍存障碍。
“国家层面很是着急，但基层态度却不积极。”
这是刘燕刚对当前我国创新转化业态的感受。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大力鼓励创新转化是当下最强烈的呼吁之一。“但这是一条新路，毕竟以前没有走过，由此便会产生一种脱节。”
刘燕刚所说的脱节，指的是方向与行动的脱节。这种脱节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三不”，即不会、不能、不敢。
不会的原因在于没干过；不能的原因则在于体制机制待突破；不敢的原因则在于考核机制待改革。刘燕刚认为，在国家层面的政策鼓励下，“不能”的束缚逐渐松绑，“不会”的问题依靠学习，而更关键的限制在于“不敢”。“其实，现在从国务院到部委下发的文件来看，已经给予高校足够的自主权，关键在于高校敢不敢自己制定规则。”刘燕刚认为，国家层面相当开明，问题就在具体执行层。“如果具体执行层的考核机制与科技成果转化关系不大，那其就缺乏动力与勇气推动改变。”
诚然，如果有一件事既没干过、还有风险，并且不在职务考核范围内，有多少人愿意去做？这一点，在刘燕刚看来，正是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医院：态度、难度与服务生态
具体到医院系统，难度则更上一楼。
基于多年经验，刘燕刚发现医生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积极性十足，“因为医生做出来的成果可能是几代人积累、或是自己艰难摸索出来的，医生希望把它转化成一项真正造福人类的产品。”为此，刘燕刚曾经带领团队，前往上海交大多家附属医院进行宣讲，但种种原因导致收效并不及预期。
同时，医院在多年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高质量的临床创新成果，“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宝库。”刘燕刚说，但宝库上面仍压着许多石头，要想挖出宝藏，首先需要“铲石头”。即便宝藏已经挖出来，但产品是否可纳入医保仍然是个问号。“所以，医生更需要帮助。”
以曾溢滔院士团队的“转基因动物制药产业化项目”为例。作为我国基因诊断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溢滔带领团队研究20余载，成果掌握转基因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的专有技术，利用具有医药功效基因的动物乳汁，可达到大量生产各类药物的目的，创造性地在动物身上建药厂，从制药模式上创造低成本、效益高、无污染的颠覆性变革。但该项目由于牵扯到多个、多层管理主体，成果归属权益复杂；且因曾尝试多种转化模式和方法，导致其中涉及股权主体较多，转化工作“没人敢碰”。
刘燕刚团队介入后，通过有限合伙人制，厘清各类资产关系，通过巧妙又合法的模式设计，帮助该项目顺利推进转化进程。
刘燕刚强调，尽管如此，医院内部也没有必要组建庞大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团队。
他认为，社会应该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第三方服务业态，而非将该工作交于每一机构。“目前，每个机构有1-2人负责管理科技创新成果即可。”通过产研院多年的运营，刘燕刚深知，一支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团队，难培养、难留住、难干好。而现阶段，上海各医院待转化的科技成果数量都不高，单独建设团队显然不够科学合理。
“一定要把社会服务的机制和生态建立起来。”刘燕刚再次强调。
展望：2020年、转化医学与中医
什么叫社会进步？
采访过程，刘燕刚问向健康界。“社会进步就是工种越来越细化、专业化。”刘燕刚自问自答地说道，所以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一定要分化为专门的社会职能，但形成时间至少要在2020年以后。
2020年，在刘燕刚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在他看来，2020年之前，我国将基本完成国家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的建设。“最关键的突破，还在于从体系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解决不会、不能、不敢三个瓶颈。”
对于未来的信心，同时源于自身工作的大力进展。
2013年，上海交大成功拿下全国首个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致力创新大科学设施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缩短基础和临床双向转化的时间，为转化医学提供开放基地，产生一批在转化医学领域有显示度的成果，为国内转化医学研究提供示范和引领作用。刘燕刚对此十分期待，并负责搭建市场化的转化体系。
从2009年至今，刘燕刚带领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领域越做越深，越做越细。“一接触才知道成果转化这件事情这么难。”
同时，越做越有眉目，越做越有成效，越做前路越清晰。
“等上海交大整个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建设完善以后，我希望腾出更多时间做下一步我想做的事——振兴中医。”刘燕刚的内心，还有另外一个大梦想。
在借助科学解决医学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刘燕刚发现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通过10年探寻，刘燕刚发现传统中医药背后深藏与现代科学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而且很多方子还处于民间科技阶段。为此，产研院特下设传统中医药挖掘创新中心，专门帮助民间医生发掘、培育和助推其方子的转化。
“所以说，先梳理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下一步的追求目标就是深挖中医文化，助力医学突破。”
而在刘燕刚的办公桌上，有一台能量检测仪，时时刻刻都在检测室内能量变化。
作者：王方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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