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龙和他的肺癌团队：闯入国际视野的“领潮儿”
2017-09-15 郭玉卿 健康界
世界肺癌研究当有“中国贡献”！吴一龙带领团队一路升级至国际“领潮儿”，其背后的努力功不可没！
在他看来，其团队之所以能从最初的国际“赶潮儿”走向“弄潮儿”，再升级至“领潮儿”，根本原因在于，围绕肺癌的治疗和研究坚持数年、多项创新与突破支撑，以及肺癌患者主动要求参与临床试验的信任。当然，还有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
团队二字背后，不只是广东省肺癌研究所（下称肺研所），还包括汇聚全国31家成员单位的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CTONG），以及诸多学术组织。而且，该团队怀揣一个共同目标：让患者最终获益。
吴一龙的肺研所团队
左起：雷丽婵、周清、杨衿记、吴一龙、张绪超、杨学宁、钟文昭
MDT关键是反馈
每周三下午，广东省人民医院伟伦楼14楼“雷打不动”开展肺癌治疗MDT，自2003年开始，便已成为广东省医一大特色。作为推动美国临床肿瘤协会（ASCO）在全球发起MDT的核心成员之一，吴一龙是这一特色的打造者，并且几乎每场均出席。
访谈当日，适逢吴一龙肺研所团队进行院内外MDT讨论。全程旁听，健康界感受真切：专家们现场头脑风暴，犹如当日来袭的“天鸽”，节奏虽紧张，最终却柳暗花明。
肺研所副所长、外科副主任钟文昭告诉健康界，肺癌MDT流程共分为三步：首先是研究者汇报各项研究进展、研究事件发生情况和遇到的问题；第二步是反馈上周MDT的预后结果，并进一步分析；第三步是重点病例的MDT讨论，床边英语查房和阅片。
广东省人民医院肺癌MDT现场
流程看似简单，但身在其中的每一位都紧张而兴奋。吴一龙说，MDT要求病例准备者做足功课，现场每位专家在给出意见和建议前也必须经过充分思考，而且所有发言会被记录。结合一定时间内患者反馈的治疗效果，再来核对当时的分析，无形之中给每位专家带来压力。“这样做的目的，完全出于为患者考虑。”
吴一龙再次强调，信息反馈是MDT关键所在。真正的MDT格外注重临床效果，据全球数据统计，MDT可以改善20%的临床疗效。肿瘤中心肺三科主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副秘书长周清说，MDT其实已经贯穿在广东省医肺癌治疗的日常之中，门诊、住院，甚至查房都会涉及MDT。因此，当下讨论的几个病例并不能代表全部。
至于哪些病例能够入选MDT讨论，吴一龙认为，超出诊疗规范或预估的病例都可以入选，但前提是，讨论前主治医生已经按照规范要求对患者做了初步诊疗。有了这项要求，广东省肺研所的规范化治疗比例排在全国首位，所接收的肺癌患者中，一半以上来自省外甚至国外。
与多数医院不同的是，广东省医肺癌MDT主持人均由年轻人担任，并实行轮值制度，每人负责一个月。钟文昭认为，这种方式对本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能力提升过程，而现场的记录和归纳总结还能为以后留下一本价值较高的MDT回忆录，以作参考之用。
另据了解，每次MDT结束之后，吴一龙还将带领肺研所团队进行全英文查房。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为了最大程度减轻患者心理负担。”钟文昭说。
抗击肺癌 肺研所功不可没
其实不管是MDT，还是全英文查房，自肺研所成立就已经开始。
肺癌，作为中国年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其治疗显然需要团队作战，并且只有把握前沿，才能给患者不断带来新希望。本着这个目标，肺研所于2003年成立，得到广东省省委、省政府和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由多个临床与研究科室组成，吴一龙为首任所长。
自此，吴一龙便带领肺研所走出一条集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为一体的独特发展之路，开启国内首家“肺癌单病种多学科管理的精准诊疗模式”，组建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病种MDT团队，成员包括来自内科、外科、放疗科、介入科以及基础研究等多个肿瘤相关科室的医护人员。
传承
现任广东省医肿瘤治疗中心肺二科主任的杨学宁，是吴一龙最早的学生，外科专业出身，擅长肺癌、胸膜和纵隔肿瘤等胸部肿瘤的诊治，尤其专注于以外科为主的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和早期肺癌诊断。
杨衿记同样是吴一龙的学生，外科出身，曾在欧洲专门学过放疗，又在美国学过肿瘤的早期药物临床试验。目前作为肿瘤治疗中心主任，虽然从事内科工作，但对肺癌的几大基本临床治疗手段（手术、放疗、药物治疗）均非常熟悉，尤其在肺癌的靶向治疗上，擅长EGFR基因突变合并其他类型基因变异患者的治疗。
多年的培养和训练，杨衿记认为肺癌患者很适合也应该接受个体化治疗，MDT是最好的选择，不但会让患者受益，还利于团队的人才培养。
“但这种培养不是传统工作作坊式的培养，我们有规范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和制度，涉及内科、外科和放疗三大专业方向，还有层次分明的人才培养梯队。”杨衿记介绍，除了惠及本单位，肺研所还为国内其他单位培养和输送单病种多学科团队培养的人才，甚至影响到中国整个肺癌临床诊疗和研究发展。
钟文昭也是吴一龙的学生，用吴一龙的话说，钟文昭身份“非常显赫”，不久前他刚获得全国胸腔镜比赛冠军。没有一丝骄傲，钟文昭认为在肿瘤的治疗上，团队合作最重要。他把恶性肿瘤比作“一个复杂的生物体”，只有像MDT团队这样“更复杂的生物体”才能控制它。
并驾齐驱
与临床不同，除了参与MDT和查房，肺研所所长张绪超的精力主要放在寻找药物作用新靶点和作用机制研究上，以多种分子分型技术、生物芯片、生物材料库建设等主要技术手段，着重肺癌的分子预警、预测、预防的临床应用研究，兼顾指导临床试验。
旨在更好地为患者提供先进的肺癌基因分型技术服务，张绪超带领实验室不断研发并建立肺癌分子靶向治疗的预测标志物分析技术，包括EGFR突变、ALK融合、ROS1融合、MET变异、KRAS突变检测方法。
除了基础研究，肺研所团队还在吴一龙带领下，围绕靶向治疗开展系列临床转化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科技创新成果：建立我国肺癌的分子分型，在7成肺腺癌患者中找到最常见的驱动基因——EGFR突变型和ALK融合型基因，进一步牵头描绘中国人肺癌驱动基因图。
值得一提的是，肺研所团队现在已找到10多个可能作为药物治疗的基因突变靶点，覆盖85%以上的肺腺癌驱动基因，并且针对54%的驱动基因，已经找到相应抑制药物，为肺癌的精准靶向治疗奠定了基础。
如发现时空异质性的EGFR靶向耐药新机制，并不断优化“个体化”和“精准化”靶向治疗方案，最终使晚期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由10个月提高到39个月。
基于这些突破和对全世界肺癌关于EGFR、ALK等分子靶向精准方案建立的贡献，2015年吴一龙作为代表，荣获国际肺癌研究学会（IASLC）最高奖“Paul Bunn科学奖”，成为世界肺癌研究学会有史以来首位荣膺此奖的中国肿瘤临床科学家。
就在8月，肺研所刚刚荣获“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称号，而获此殊荣的单位，全国仅有12家。
CTONG十年 不负众望
正如肺研所的成立是肺癌形势所需，CTONG成立也并非偶然。“抗肿瘤治疗越发个体化，就越发要求一体化。”杨衿记说。
“这种一体化，不止是国内肺癌同道一体化，还要与世界一体化。”吴一龙说，尤其在参加2006年第42届美国临床肿瘤年会ASCO期间，他和张力、陆舜、周彩存四位活跃在中国肺癌领域的医学专家，便萌生了强烈的成立中国临床研究组织的想法，初衷很简单——让世界认识我们，并以此为契机，与世界接轨。
于是2007年，四位志同道合的医学专家，在全国肺癌大会上牵头成立CTONG，秉承“平等”、
“共享”、“创新”、“包容”、“实干”的理念，启动伊始便有11家自发联合的成员单位，周清任秘书长，亦即具体执行者。
5年后，恰逢广东省非政府组织（NGO）改革，规定“自2012年7月1日起，除了特别规定和特殊领域，广东省内成立社会组织，不用找业务主管部门，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并且今后广东各级政府可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
得益于广东省这项“小”改革，CTONG顺利成立了法人机构，迈出了发展历程中的一大步，坚守研究者身份的同时，打破了研究者身份带来的桎梏和局限性，自此更多的临床试验和企业合作接踵而至。在周清看来，这也是团队协作，只是队员囊括范围更广，不止包括来自国内外的申办者、研究者、监管者，还有众多患者。
但即使如此庞大，团队配合依旧默契。
聚焦肺癌靶向治疗和精准治疗，围绕肺癌生物标志物如表皮生长因子EGFR，展开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临床治疗方法的研究，和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完成多项临床试验...... 凭借多项优异的研究成果，如今，CTONG早已蜚声国际，在国内更是声名鹊起。
数据显示，10年来，CTONG成功开展的临床试验已超过54项，入组受试者近万人，为胸部肿瘤临床实践提供了多项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其中吴一龙参与引领IPASS研究取得的成果更是震动整个肺癌研究学界，极大促进了我国胸部肿瘤医疗科研活动的规范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怀揣肺癌精准治疗和靶向治疗的梦想，吴一龙对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极其敏感，也极其执着。对此，张绪超有例为证。
一个是关于EGFR基因突变检测，2004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文章首次发表相关研究，吴一龙便让肺研所立即跟进，结果很快占领研究制高点。
另一个是关于患者肺癌分型。
2007年，一篇关于肺癌分子亚型的文章刚一公开发表，吴一龙同样让肺研所快速跟进这项研究。后来在一位转院至肺研所的肺癌患者身上，他们采用自主研发技术判断为ALK基因变异型肺癌，与其他医院根据单一传统技术得到的诊断结果明显不同。
即便如此，吴一龙毅然顶着质疑和压力，推荐患者服用某个抗癌药，患者最终接受。后来事实证明，患者肺癌分型确如肺研所检测报告所述，而这种药物的及时治疗堪称靶向治疗典范。
吴一龙的这种远见在临床和研究中处处都有体现，而一个团队恰好需要由高屋建瓴的智者来领导，广东省医肺癌团队很幸运。
“肺癌在过去十年里最大的进展，就是分子机制研究以及药物研发，有了这些，才真正知道，哪些肺癌药物对哪些病人特别有效，生存期明显延长。”张绪超说到。
“但还有一些机制目前尚未清楚，因为肺癌不是简单的静态疾病，而是进化的、跟人体并存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单个疾病。”张绪超和钟文昭的观点不谋而合。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根据肿瘤进化过程，制定相应对策，正如当下备受关注的肿瘤免疫治疗，国外研究已经处于成熟阶段并开始应用于临床，但在中国尚处于研究初期。”
庆幸的是，如同许多靶向治疗药物（如EGFR、ALK、ROS1等）在中国获准上市之前，临床高级别证据均由吴一龙肺癌团队提供一样，免疫治疗正在开展的PD-1和PD-L1等多项药物研究，同样由吴一龙团队首次担纲。
迎难而上 挑起免疫研究重担
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团队目前正在研究的免疫治疗属于药物治疗，并且是主动免疫治疗，以调节T细胞功能为主，这也是目前肿瘤免疫治疗的前沿和热点。”杨衿记说到，这种研究的难点在于，打破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自我保护。
“国外研究发现，人体免疫T细胞和肿瘤细胞有一个默契，即免疫T细胞在清除肿瘤细胞时，为了避免发生免疫过度，伤及正常细胞，会启动一个调节机制，学术界称其为检查点。”吴一龙介绍，如果这个检查点控制太严，导致免疫T细胞无法通过，则肿瘤细胞就有机会躲避免疫系统攻击，对于患者来说，相当于无效治疗。
“因此，今天所有新一代免疫治疗，都是针对检查点，将检查点闸门打开，用免疫细胞杀伤肿瘤细胞。”吴一龙总结道。
杨衿记补充，免疫治疗药物如果选择得好，很多病人可以不用或暂时不用化疗，提高疗效、减少毒性、提高生活质量。
国外有研究显示，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相比以前的治疗，效果明显提高，并且已有长期生存者。
但由于免疫治疗诞生不久，尚缺乏来自中国自己的数据，如何厘清临床医生的困惑和纷乱，规范临床行为，最大程度降低免疫治疗风险？吴一龙牵头国内数位医学专家，制定了《中国肺癌免疫治疗专家共识》（下称《共识》），并在2017年3月份第14届肺癌高峰论坛上发布。
《共识》提到，目前肺癌的免疫治疗特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但不推荐用于驱动基因阳性患者，这一条为选择适用病人提供了指导。
患者最后一道“救命符”
尽管肺癌还在不断演变，但吴一龙团队和肺癌的交锋永无止境。本着“让患者获益”的最终目标，吴一龙肺癌团队赢得了患者的信任，许多前来肺研所寻求帮助的患者，都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这里当成了最后一道“救命符”。
“许多患者愿意参与我们的临床试验，甚至是主动提出，有时候临床试验是给一些‘走投无路’患者提供的最后一次机会。”吴一龙说。
的确如此，从医学和经济学角度考虑，参与临床试验并不像大家所想像的当“小白鼠”，有时可能是目前最适合患者病情的治疗手段，并且在一些昂贵药物和检查的获取上，对已经被癌症赋予了悲情色彩的家庭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帮助。
目前国内免疫治疗药物还没有上市，很多患者是通过进入临床试验获得免疫治疗药物。杨衿记称，目前肺研所在做临床试验的免疫药物不少，Ⅰ期、Ⅱ期、Ⅲ期都有。目前第一个免疫治疗Ⅲ期临床试验已经接近尾声，免疫治疗药物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在中国上市。
肿瘤治疗中心肺一科护士长雷丽婵平时接触的患者较多，她说现在信息获取相当便利，许多患者来到肺研所后，指名道姓要参加哪个试验。“吴教授团队在患者中口碑非常好，许多是从外省慕名而来。这种信任不仅来自吴教授团队所做研究的创新性和前沿性，还来自其团队的速度。” 已经在广东省医工作20多年的雷丽婵这样评价。
速度需要基础支撑。肺研所从1997年就已经建立的生物标本库，至今样本存储量已有几十万份，这意味着一旦发现创新点，肺研所就可以很快付诸研究，并做进一步的临床转化。只凭这一点，肺研所的优势就已凸显。
吴一龙的目标显然不止于此，他想将肺研所的优势带到全国，让肺癌单病种多学科团队的精神在全国生根、发芽、结果，让更多肺癌患者可以从精准治疗中获益。而现在，吴一龙和他的肺癌团队显然已经迈出一大步，期待未来作为“领潮儿”，在肺癌的研究和治疗上继续引领世界前沿。
作者：郭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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